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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我们要隆重地进行纪念。历史是一面镜子，如何通过反思党的历史，更加科学、准确地认识、把握党的历史本质和主流？对一引起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怎样才能有一个辩证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认识？如何通过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总结历史经验，开辟更加辉煌的未来？对此，著名党史专家、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石仲泉教授在接受记者专访时作了深刻详尽的阐述。
记者：今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纪念它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那么，我们最好的纪念方式是什么？
石仲泉：今年是我们党成立80周年。80华诞，对于一个人来说，能活到80华诞就是很不容易了。就我们党来说，当然80年还是我们党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一个刚刚开始没多久的阶段，今后的路还很长。这80年走过来很不容易，的确是经历了风风雨雨。建党80年，有许多经验、教训需要认真总结，需要站在一个新的历史高度，进行反思。所以，在党的80周年之际，中央有一系列的重大纪念活动，以各种方式来隆重地纪念我们党的80周年。什么才是最好的纪念方式？我想，不但要通过各种形式来表示我们的这样一种心情，更重要的，是做好我们的工作，扎扎实实地把我们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这样一个伟大事业，推向一个新的阶段。也就是说，要用“三个代表”的思想来指导，我们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样一个伟大事业，使我们在新的时期，展开一个新的局面。只有国家进一步发展起来了，进一步强大了，我们党才会进一步展现它的生命力，从而使中华民族复兴这样一个伟大目标，在新的世纪能够顺利实现。
记者：回顾我们党80年的风雨历程，既有凯歌行进时胜利、成功的喜悦，也有遭遇挫折、甚至历经曲折时跋涉的艰辛和痛楚。我们应当如何把握看待党的历史本质和主流？
石仲泉：党的80年的历史可以分为三个大的阶段：第一阶段，从党的创立到新中国成立，这是我们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28年；第二个阶段，从新中国成立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29年，这个阶段是从新民主主义转变到社会主义的和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个前期的阶段；第三个阶段，就是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现在的23年，这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的时期。这80年历史，从宏观来看有五度伟大的辉煌，或者说胜利、成功的喜悦。第一度辉煌，就是党在刚刚成立后不久，在她的幼年时期就曾经成功地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创造了北伐大革命的辉煌。在这次北伐大革命过程中，我们党充分展现了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发动了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成为北伐革命得以胜利进军的坚强后盾。我们党领导的第二度辉煌，是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成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同时又通过抗日战争，使我们党由小到大，由弱变强，成为中国的政治舞台上一个强大的政治力量。第三度辉煌，就是解放战争，我们只用了三年多一点的时期，就把蒋介石的800万军队打得落花流水，逃到台湾，取得了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第四度辉煌，是新中国成立后的头八年。党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只用了六七年时间，就基本上完成了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在我们国家经济文化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基本上实现了这样一个非常复杂的深刻的社会变革，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进入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应该说这也是一个了不起的胜利。第五度辉煌，是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对过去左的错误进行了拨乱反正，慢慢找到了一条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新的道路。这段辉煌时间很长，我们只要继续坚持邓小平理论，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这度辉煌还会持续下去。
这80年的历史，我们取得了凯歌行进和胜利，毫无疑问，具有世界意义的影响。面对这样的胜利，当然，我们有无限的喜悦。但是，这段历史并不是老是很顺利，也有过曲折或挫折，这曲折或挫折从全局性来说共有四次。民主革命时期有两次，第一次就是大革命后期陈独秀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给党的事业造成了巨大的损失。第二次是土地革命前期或者说30年代前期的三次左倾机会主义错误，特别是王明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差点断送了中国革命。第三次全局性的错误，是社会主义的前期，1958年开始的3年大跃进运动，使国家经济建设遭到了极大的破坏，国民经济出现了严重的困难，后来经过调整，实行八字方针，到60年代的中期，已经度过了困难时期，经济发展得到了复兴。第四次严重的曲折、挫折，是从1966年开始的十年“文化大革命”，就是十年浩劫，给党、国家、民族都造成了巨大的灾难。
这四次严重的挫折，毫无疑问，对我们的事业是有伤害的。但是，无论是搞革命还是搞建设，都没有现成的模式，都要在实践中摸索。所以，这些曲折、挫折或失误的发生是在探索过程中发生的，只要是探索，就是难以避免的，有成功也会有失误。这些挫折、失误，是党自己认识到的，自己纠正的，自己度过了这些困难，而且取得了经验教训，使我们变得更聪明起来。所以，对失误、挫折，要辩证地看，毛主席早就说过，失败并不都是丢丑的事情，失败失误，只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它可以变成我们党的宝贵的财富。小平同志也说过，成功是我们的财富，失误失败也是我们的宝贵财富，关键就在于能不能正确地总结经验教训。所以，对于我们遭受的挫折、曲折、发生过的失误，不能用简单的、形而上学的、消极的这样一种认识来对待它，要用辩证的发展的、历史的观点去认识它。所以，承认我们有失误、我们发生过挫折，这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的态度，这丝毫不影响不损害我们党的形象。事实上，像“文革”，十年浩劫，对国家的损害破坏相当大，但是，小平同志说，“文化大革命”也有一功，它的功劳在哪里呢？就在于它证明，我们过去的做法是死路一条，走不通，因此，我们就总结了经验，就回了头，就实行了拨乱反正，就制定了新的政策，我们现在的改革开放，都是总结了“文化大革命”的教训而制定出来的，这就是它的功劳。这就是我们对待挫折失误的科学的态度。所以，我们党的本质和主流还是成功、胜利、辉煌，这是根本的东西。从总体上来说，我们党仍然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在50年代初，得到这个结论，讲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的时候，是经过了新民主主义革命28年，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不也犯了两次错误么？新中国成立后，也犯了两次错误，而且我们又取得了这么大的成就，所以这个结论仍然是正确的。
记者：总结党的历史，可以得出许多宝贵的经验。您认为，其中最重要的是什么？
石仲泉：从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来看，应当说，党的80年历史是一本非常丰富的活生生的教科书。经验极其丰富，表现在诸多方面，最重要的，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的实际、与当代的时代结合起来，坚持实事求是这个根本原则，从实际出发，来解决中国的问题，而不是从主观愿望出发，也不是从本本出发，更不是照抄照搬外国的东西，而是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来决定我们的路线、方针、政策。正像小平同志南方谈话中所说的，过去我们搞革命靠什么，靠实事求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搞改革靠什么，仍然靠实事求是。我想，小平同志讲的实事求是，就是我们党80年历史的一条最根本的经验。今后要使我们国家继续发展，获得更大的发展，还要坚持这一根本的原则。这样，我们党作为执政党，作为领导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力量，就能够完成历史交给她的历史使命。
记者：在思想理论领域特别是党史界，对我们党的历史、尤其是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存在各种不同的评价和看法，应怎样看待这些问题，需要注意些什么？
石仲泉：认识上总会有差距，作为学术问题可以讨论，但是对有引起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的评价，属于政治性很强的原则问题，就不单纯是一个学术问题，这就要有一个明确的是非观念，不能含糊。比如说，对社会主义改造怎么看？这就是一个重大的政治是非问题。社会主义改造没有用原来我们设想的十五年、十八年，从新中国成立算起只是用六七年的时间变基本上完成了，就进入了社会主义的大门——初级阶段。而到了新时期，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党的政策进行了调整，强调在我们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能搞单一的公有制，要必须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发展多种经济，实行多种分配原则，这是现阶段最基本的经济制度，十五大也已经有这样明确的表述。那么，对当初消灭资本主义、消灭私有制怎么看，是不是按现在的政策，过去就搞错了？既有今日何必当初呢？我认为，这种看法是非历史主义的，是非马克思主义的，没有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没有坚持用历史的发展的观点来看问题。
记者：那么应当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石仲泉：评价一个历史事件，不能想当然，不能凭主观想象，标准是客观的。客观标准是什么？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两点：第一，对社会的生产力，造没造成巨大的破坏，第二，对社会的发展，造没造成动乱。一个重大历史事件，只要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没有造成巨大的破坏，对社会的前进没有造成巨大的政治动乱，就应对它基本肯定。对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或基本完成，理论界或社会上都有不同的看法。我想，一方面我们要承认，1956年以后，像历史决议中讲的，改造过程中出现了过粗、过快、过急、过于单一的一些偏差和失误，但是不管怎么说，没有造成生产力的大破坏，没有造成社会的大动乱，那么，改造基本上变是成功的，应当给予充分肯定。不能用现在的政策、现在的形势变化所带来的政策的调整，去简单地否定那个时候根据形势的要求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这样一段历史，当时进行改造有当时的理由，有当时的国内国际的一些情况，也是当时的历史合力的结果。这是从正面来看。从反面进行逻辑推理，现在肯定在八大，它提出一个我们国家社会主义改造之后社会主要矛盾是什么的问题，明确规定我们国家发展的主要任务的问题，认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不再是主要矛盾，群众式的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了，现在的主要矛盾，是我们国家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落后不能满足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的矛盾，这是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的基本矛盾。因此，八大规定的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搞经济建设，这非常正确，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基本路线的一个来由。我们现在肯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基本路线，基本上是以八大路线为根据的，继承发展了党的八大关于主要矛盾、主要任务的规定，就是说发展了八大路线。但是，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之所以有一个正确的判断，对党的主要矛盾、主要任务有一个正确的规定，其前提、基础是什么？就是党经过1957年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历史之后，经过“文化大革命”的历史之后，已初步感受到，要以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不断地搞社会主义阶级斗争，是绝对错误的。既然如此，要肯定八大，就要肯定社会主义改造，否定了社会主义改造的成就，八大也被否定了，对八大是一个釜底抽薪的否定。所以，无论从反面的逻辑推理来看，还是从正面的论述来看，对社会主义改造都应当加以肯定。
记者：为什么有否定社会主义改造的看法呢？如何把握评价历史的标准？
石仲泉：从理论来说，之所以有否定社会主义改造的看法，是因为把两个问题混淆了。一是评价历史事件的标准，一是总结经验教训的标准。要区分评价历史事件和总结经验教训的标准，这是两个标准，不能混淆。评价历史事件，简单来说，要看它对社会生产力发展怎么样、对社会发展怎么样。只要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没有造成大的破坏，对社会的发展没有造成大的动乱，就应对它基本肯定，可以说这是一个及格标准。不能用高标准、用理想的标准去否定评价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及格标准，否则就是苛求历史，是非历史主义的。在这个问题上有两种错误、两倾向。一是用总结经验教训的标准否定及格标准，就否定了这个历史事件；另一个是用及格标准代替总结经验教训的标准，就把这个历史事件说得百分之百的正确，不能讲它的任何的缺点。仅仅及格还是不够的，要不断地总结经验教训，要更聪明起来，还要按照一个理想的标准去要求。这两种倾向都是错误的。对重大历史事件，一定要用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来认识。对历史人物也是这样，基本评价，要看他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作用；对所犯的错误，是总结经验教训的问题，是如何才能做的比前人更完美、更完善的问题。
记者：正确区分、运用及格和理想（或评价和总结经验）这两个标准来看待、理解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确更能符合历史实际。那么，对整个党的历史，是不是也应用这两个标准来看待。
石仲泉：对党的整个历史，也是如此。这两个标准，体现了对党的历史，要用发展的眼光，要从她是幼稚到成熟不断成长的过程来看，以便对党的历史、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有一个客观的评价。小平同志也说过，30年代我们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我们又犯了一些错误，不能证明我们的经验都是成功，就是这个意思。有缺点有错误，说明我们以前做的并不都是成功，需总结经验教训，但不能困此就说得一塌糊涂，一无是处，这是两个问题。所以，我一直讲两个标准，批评简单化地、非历史主义地用及格标准代替理想标准和用理想标准代替及格标准这两种倾向。
记者：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作为我们党的三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对如何对待我们党的历史，如何学习借鉴我们党的历史经验，都作过许多重要论述，当前我们最需要的是什么？
石仲泉：我们编过一本《邓小平论中共党史》，中央文献研究室也编过一本《毛泽东论中共党史》，江总书记今年对党史也有很多回顾和论述，当前我们最需要的，就是根据三代领导人对历史的评价，根据我们党80年走过的历程，来对党的经验作出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总结，能够真正以史为鉴，资政育人，使我们在今后的工作中，避免过去犯的错误，发扬过去的一些优良传统和优良作风，把过去已经取得的辉煌，推向一个新的更加辉煌的阶段。
记者：总结历史是为了更好地开辟未来，我们党经过了辉煌而又曲折的80年历程后，面临的国际国内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进入新世纪，我们党作为执政党，也面临许多挑战和考验。党如何才能经住这些严峻的考验，在二十一世纪，在新的千年，创造更大的辉煌？
石仲泉：二十世纪我们只解决了一个中国独立的问题，富强的问题仅仅是个开始，实现两步走发展战略，第三步才能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我们一定能够赶上发达国家，只是时间的问题，只有坚持“三个代表”先进性的中国共产党人才能承此重任。要完成这一历史使命，要理论创新，使党不断有一个开阔的视野，不断前进。“三个代表”思想是江泽民同志总结党的历史得出的对党的本质、对党的先进性的新概括，也是对党的80年历史经验的最新总结。只要坚持“三个代表”，我们党就大有希望，我们国家就大有希望，我们中华民族就能够像祖先那样，去创造辉煌的业绩，去重现甚至创造比过去更加伟大的辉煌。
现在特别要强调的是，“三个代表”思想，对未来中国的发展，未来党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可以从四个方面来分析。
第一，因为“三个代表”思想是对党的80年历史经验的最新的总结和最新的概括，是反思历史提出来的。它又是认清了当前世界的发展，把党的建设放在当前的国际斗争的发展之中，放在当今的生产力发展要求和当今世界的人类文明先进文化的前进的方向这样一个大背景下提出来的。这是第一点。
第二，从国内的发展来讲，“三个代表”思想，是我们二十一世纪中国和中国共产党完整地准确地实践邓小平理论、实现社会全面进步的重要指针。应该说这些年改革开放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也要看到，毕竟存在着不少问题，有的问题还相当突出，相当严峻。比如，下岗职工问题，农民的负担问题，社会治安问题，腐败问题等等，这些问题都需要解决。怎么解决？不加强制度建设，不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不深化对党的各种具体的干部制度、人事制度、领导制度和动作机制、领导方法的改革，问题是很难彻底解决的。“三个代表”思想的提出，就是强调党的性质和宗旨，强调党要有先进性，使邓小平理论得到完整的准确的落实，把存在的社会问题认真地加以解决。
第三，从加强党的建设来看，“三个代表”思想是在二十一世纪加强党的建设、造成一代又一代忠诚于党的事业的干部队伍的强大的思想武器。出现社会问题原因很多，有主观方面的原因，哪个地方、哪个单位的问题多，与那里的干部的素质、班子的素质绝对有密切的关系。如果我们的干部特别是年轻干部，不能够区别什么是先进的东西什么是落后的东西，不能够把先进的东西和中国的实际情况加以结合，不能够坚持马列主义世界观，不能够坚持社会主义价值观念，未来中国的发展确实是令人忧虑的事情，老百姓不放心，老一辈革命家也不放心，所以需要宣传教育。“三个代表”思想的提出，就是要对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刚走上领导岗位干部，加强先进性的教育，牢牢记住党的性质和宗旨，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懈努力。
最后，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来看，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为了救国，是为了中华民族的振兴。孙中山提出振兴中华，但他领导的国民党没能担当此任。同样，搞新民主主义革命，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搞改革开放，还是为了解决中华民族的强大、振兴问题。我国在历史上曾经屹立于世界、独领风骚千年以上，现在美国称雄世界不过半个多世纪。“三个代表”思想，就是要激励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先进性，继续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在新的世纪、新的千年，能够去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一历史使命，创造像老祖宗那样在历史上曾经有过的独领风骚的强国地位。作为中国共产党人，作为中华民族的后裔，应当有这个志气和信念。
（《青岛日报》2001年6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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