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研究工作要为迎接十六大作出应有的贡献

2002-05-23

  

  党史研究工作要为迎接十六大作出应有的贡献
——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君如研究员访谈录
  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君如研究员就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的我国党史研究工作若干重要问题、当前党史研究工作的重要任务以及党史研究工作如何为迎接十六大作出应有的贡献等问题接受了新闻媒体的采访。
  记者:李副校长,在党的十六大召开之前,您认为我们党史学界应该为十六大的召开做些什么?也就是说,应当如何理解您在这次学术研讨会上提出的研究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辉煌业绩和杰出贡献是当前我国党史研究工作的重要任务?
  李君如:我们党是一个具有光荣的历史和丰富经验的政党,同时又是一个善于总结经验和具有治史传统的政党。党中央在民主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时期两次为党的历史问题做决议,就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就是最近这十多年来,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于党的历史及其经验,就发表过许多重要文献。特别是去年建党八十周年,江泽民同志发表的重要讲话及其总结的党的历史经验,就是一篇极其重要的党史文献。回顾总结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史研究的新进展,目的之一是为了深化我们的党史研究。我们这二十多年在党史研究工作中取得的成果和成长起来的人才,归根到底都取决于邓小平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的正确。这一点是我们在任何时候都必须牢记的。
  今年全党各项工作的中心是迎接十六大,学习、宣传和贯彻十六大。十六大是我国进入二十一世纪后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党代表大会,是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阶段后召开的一次具有极其重要意义的会议。我们的党史工作要记载这一历史盛会,更要为这一历史盛会的召开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我们有哪些工作可做呢?
  我们党史工作者是研究党的历史的。此时此刻,我们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研究和总结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特别是一九九二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以来,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和发展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的辉煌业绩和突出贡献。
  从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到党的十六大,一共十三年。前三年我们党在经历国际国内政治风波严峻考验的基础上治理整顿,为改革开放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打下了基础;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后八年,我们党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从我国进入二十一世纪起,这两年由于我们党已经完成了“三步走”发展战略前两步的战略任务,我国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这就是这十三年的全部历程。
  记者:正如您所说的,从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到党的十六大这十三年党的历史研究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这里应当如何深入研究?有哪些问题需要特别重视的?
  李君如:研究这十三年党的历史,有三点是要十分重视的。
  第一点是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提出的。在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上,江泽民同志受命于危难之际,出任党中央总书记。为了带领全党全国人民克服困难,继续前进,他在全会的讲话中明确指出:“我们党已经制定和形成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路线和一系列基本政策。概括地说,就是小平同志多次指出、最近再次强调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这是我们有信心做好工作的根本的、坚实的基础。这次中央领导核心作了一些人事调整,但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和基本政策没有变,必须继续贯彻执行。在这个最基本的问题上,我要十分明确地讲两句话:一句是坚定不移,毫不动摇;一句是全面执行,一以贯之。”这两句话,既是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又庄严地宣示了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政治立场和政治态度。同时,这也是我们研究这十三年党史时必须把握的基本线索。
  第二点是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提出的。他在这次面向二十一世纪的历史性会议上郑重地指出:“坚持邓小平理论,在实践中继续丰富和创造性地发展这个理论,这是党中央领导集体和全党同志的庄严历史责任。”这个论断的重要背景,就是经过改革开放近二十年的创造性实践,我们在把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过程中,形成了邓小平理论这一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并且把邓小平理论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一起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写入了党章,党中央发出了“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的号召。这个论断的重要特点,就是提出了既要坚持邓小平理论,又要丰富、发展邓小平理论这样双重的历史使命。这是我们研究这十三年党史时又必须把握的一个重要特点。
  第三点是江泽民同志从向中央政治局通报中央政治局常委“三讲”情况,到二○○○年二月在广东调研期间提出的。二○○○年一月二十日,江泽民同志在向中央政治局通报中央政治局常委“三讲”情况的时候,回顾和总结了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党中央所做的工作,最重要的有十个方面:(一)确立了邓小平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二)不断推进改革开放,建立和完善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经济制度,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三)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指导思想,制定和实施了促进改革和发展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保持了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四)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扩大社会主义民主,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方略。(五)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加强了宣传思想工作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推动了社会全面进步。(六)加强民族和宗教工作,保持了民族地区的稳定和发展,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七)坚持“一国两制”方针,顺利实现了香港、澳门回归祖国,在反分裂、反台独的斗争中也取得了重大胜利。(八)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提出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全面推进了军队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九)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发展同各国的友好互利合作关系,为我国现代化建设创造了良好的国际环境和周边环境。(十)明确了新时期党的建设的目标,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在进行这样全面、系统的总结的同时,江泽民同志进一步概括说:十年来,我们始终铭记小平同志的政治交代,铭记党和人民的重托,对自己承担的职责从不敢懈怠。我们最关注的是两大问题。一个是不断加强党的建设,巩固我们党的执政地位,使我们党始终成为领导全国人民进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核心力量。一个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加快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不断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奠定强大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基础。这个概括的最突出之点,是强调了党的建设和党的执政地位问题。
  正是在这个思路下,江泽民同志于二○○○年二月去茂名市高州指导“三讲”,在广东开展调研。期间,经过反复思考,向全党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就是: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是对我们党的奋斗业绩和历史经验的新概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发展,更是对党的建设和党的事业提出的新要求。同时,这也是我们研究这十三年党史时,特别是研究其中后三年党史时,必须把握的一个重要特点。
  这里提出的这三点,可以说基本概括了这十三年我们党的思想发展历程及其鲜明特点。而思想是社会存在的反映,从中可以折射出这十三年党史的轮廓及其进程,应该引起我们高度重视。按照这样的基本线索和重要特点,来研究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这十三年建树的业绩和贡献,是我们党史界在迎接十六大时应该做的一项重要工作。
  记者: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为迎接党的十六大召开做准备的时候,您认为当前党史学界又应当如何深化党史研究、深入学习和宣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什么我们当前必须大力推进党的建设特别是执政党建设历史及其经验的研究?
  李君如:围绕迎接十六大,深化我们的党史研究,另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以党的历史经验来阐述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历史地位和理论贡献。
  江泽民同志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强调党要坚持与时俱进这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巩固党的执政地位。这个重要思想不仅对于我们全面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有根本的指导意义,而且对于我们深化党史研究也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应该承认,我们的党史研究,对于党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展示的比较全面和深刻,而对于党自身建设的历史展示得不够充分,特别是对于我们党在执政条件下加强自身建设的历史展示得更不够。学习“三个代表”思想,按照这一重要思想深化党史研究,应该大力推进党的建设特别是执政党建设历史及其经验的研究。
  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我们确实可以加强这方面研究。党史研究应该包括党自身建设历史的研究。从我们党的历史看,党自身建设的历史至少有两个问题是可以研究的:
  一是从思想上建设党的历史及其经验。这主要是从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围绕着革命道路的选择,在毛泽东探索农村包围城市这条独特道路的过程中开始的。从一九二八年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中提出在几乎完全是农民成份的根据地党组织内实行“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原则开始,到一九二九年古田会议决议根据这样的精神规定新分子的入党条件,强调要加强党内的思想教育,标志着毛泽东关于“主要从思想上建设党”的思想开始形成。从一九三五年瓦窑堡会议决议提出党既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又是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强调发展党员主要不是看成份和阶级出身,而是要看对党的主张的态度,到一九三九年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提出要把党建设成为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党,直到经过延安整风运动,一九四五年党的七大规定各种阶级成份和出身的人加入共产党的条件、程序等办法,标志着毛泽东关于“主要从思想上建设党”的思想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加强自身建设的基本经验和重要指导思想。这以后,党的建设历史也有丰富的内容。这一切,很值得我们研究和总结。
  二是党执政的历史和执政党建设的历史及其经验。在西方,政党可以分为执政党和在野党。在中国革命的过程中,从一九二七年南京政府建立起,国民党可以说是执政党,但是共产党却不能简单地说是在野党。由于中国革命的特殊性,走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道路,从江西瑞金红色政权建立起,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一个局部地区执政的执政党。特别是延安时期,这种特点更为鲜明。于是,就有了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执政的历史和执政党建设的历史。至于在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执政,党在处理同国家政权组织的关系问题上,在处理同各阶级、各阶层群众关系的问题上,在处理干部队伍建设问题上,又开始了新的探索,形成了新的执政史和执政党建设史。这里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误的教训,很值得我们研究和总结。
  因此,我们党史界的同志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迎接十六大的召开,有许多工作可做。大力推进党的建设特别是执政党建设历史的研究,就是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
  我们都已经知道,面对二十一世纪国际国内复杂形势,江泽民同志提出要根据“三个代表”的要求,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和研究。这是一个立足于当今世界新变化和当代中国发展新情况,着眼于保持党的先进性,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向前发展的重大举措。
  为了认识这一问题的极端重要性,这里我多说几句。首先,要认识到今天我们为什么要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研究?第一,从世情看,世界发生的历史大转折对执政党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世纪之交,一些大党老党纷纷丢掉政权,提供了一系列重要的经验教训,我们必须认真汲取。第二,从国情看,中国发生的历史大转折对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和执政方式提出了一系列新问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党的理论创新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科学地阐明共产党执政地位的理论的、历史的、道义的和法理的根据;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提高党的执政水平和领导水平。第三,从党情看,中国共产党所处的地位、环境和所承担的任务发生了重大变化,也要求我们深入研究党的执政规律。经过八十年发展,中国共产党已经从一个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一个领导人民掌握着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一个在受到外部封锁的状态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在全面改革开放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党面临着执政和改革开放的双重考验,需要进一步解决好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这两大历史性课题,全面推进党的建设。
  记者:您刚才已经从世情、国情和党情的不同角度,深入阐述了大力推进党的建设、特别是执政党建设历史及其经验研究的必要性和紧迫性。那么,您认为在这里我们应当着重解决一些什么问题?
  李君如:要认识到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和研究,是一项重大的系统工程。从我们党的历史教训和实际情况来看,当前特别要研究和解决四个问题。
  第一,党的纲领问题。执政党必须有一个理想与现实相统一的,能够凝聚人心、团结人民的正确纲领。这个纲领是党的奋斗目标,也是从理论与历史、道义与法理相统一的基础上阐明共产党长期执政的依据。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经验是,不仅要明确奋斗的最高纲领,而且制定切实可行的最低纲领。我们是最低纲领与最高纲领的统一论者。我们今天的纲领有三个层次的奋斗目标:我们的远大理想是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我们的长远奋斗目标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阶段的任务是为实现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而奋斗。
  第二,党的执政基础问题。党要巩固执政地位,必须有一个巩固的阶级基础和不断扩大的群众基础,必须解决好党和群众的关系问题。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又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工人阶级是我们党的阶级基础,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只有不断壮大工人阶级队伍,提高工人阶级素质,才能不断增强党的阶级基础。与此同时,党要根据社会阶层构成发生的新变化,把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自觉为党的路线和纲领而奋斗、经过考验、符合党员条件的各方面优秀分子吸收到党内来。其中,来自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军人、干部的党员是党的队伍最基本的组成部分和骨干力量,其他社会阶层中的优秀分子入党后也可以在党这个大熔炉中提高思想政治觉悟,成为工人阶级先进分子的一员。解决这个问题,不仅要加强和改进党的组织建设,还要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密切党群关系。
  第三,党的领导和执政方式问题。在执政的条件下,党的领导主要是通过执政来实现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对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有着直接的关系。这里的关键,是要处理好党与国家政权的关系。党组织包办人大和政府事务,党政不分,不利于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提高行政效率和改善党的形象;党组织放弃对制定大政方针的思想的政治的领导和对国家政权系统中党员的组织领导,就会削弱乃至取消党的领导。要善于把党的领导同发扬民主、依法办事有机地统一起来。要按照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原则,既保证党委的领导核心作用,又充分发挥人大、政府、政协以及人民团体和其他方面的职能作用。在国家政权系统工作的共产党员以及由他们中一些同志组成的党组,要明确是党委派去执政的,必须坚决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委的决定。
  第四,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问题。党执政以后即面临着权力对党的侵蚀问题,面临着敌对势力的颠覆破坏问题。党要坚持从严治党的方针,各级党组织必须对党员干部严格要求。严格教育、严格管理、严格监督,坚决克服党内在执政和改革开放条件下滋生的消极腐败现象。同时,要防止国内外敌对势力利用我们党内存在的问题,煽动群众闹事,对我“西化”、“分化”。要居安思危,警钟长鸣,采取切实措施,从源头上即从制度上、思想上和工作部署上预防和解决腐败问题,依法打击各种违法犯罪活动,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
  总之,我们要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进一步解决好在执政的条件下“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个根本问题,使党能够顺应时代发展的进步潮流,始终保持先进性,立于不败之地,按照共产党的执政规律巩固党的执政地位。而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党史工作者是可以有所作为的。因为,规律的认识来自于对事物发展过程及其本质的把握。也就是说,离不开对事物发展历史的研究。研究党的执政规律,必须研究党的执政史和执政党建设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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